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羌人和汉朝之间的纷争,从西汉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。
起因很明显,一者是战略上的考量以及对于汉朝高压限制自由政策的反抗;二者则是其民族意识的觉醒,使得其开始一致对外,将汉民族排除在羌族人之外。这种现象尤其明显地表现在百余年后的东汉,本来,在羌人对汉朝做出大规模的突击之后,大将赵充国坚决反对高压,改用怀柔政策,在边界地带实行屯垦,使得战争就此平息,而且从此百余年,羌汉两民族一直相安无事,在凉州等地安居乐业。可惜到了后来,官员们的贪污暴虐与日俱增,且汉民族与羌民族纠纷中,官员因接受贿赂的缘故,总是对汉民族偏袒,使得羌民族不得不奋起反抗。因为羌民族发现,除非把地方政府官员杀尽,否则他们将永不能平安。于是,汉族和羌族的战争到东汉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。
羌民族以游牧为主,跟匈奴民族非常接近,跟务农的汉民族在生活方式上格格不入。西汉时期,羌人和西汉政权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交锋,就发生在汉武帝时期,及至汉宣帝,羌人更是策应匈奴,扰我边疆。宣帝遂遣赵充国讨伐,两年完全平定,因置金城属国安置降羌。
赵充国(公元前137年~前52年),字翁孙,汉族,原为陇西上邽(今甘肃天水市)人,后移居湟中(今青海西宁地区),西汉著名将领。早年,赵充国就被人誉为拥有大略,少年时仰慕将帅而爱学兵法,一心报国,对于西域、河西以及北方匈奴等地的军事防务甚为关注。其最初以“良家子”身份参军当骑兵,后因善于骑射调入羽林军(皇宫卫队)中。汉武帝在取得第三次北击匈奴的胜利之后,开始移民,赵充国遂举家移到令居。后来,李广利率部迎战匈奴,虽然兵败,却成就了赵充国。当时汉军被匈奴大举围困,在赵充国的带领下,李广利才得以率领数百人突围而出。
李广利将这次情况启奏皇帝,武帝面见充国,并且亲自看了他的创伤,叹其为勇士,拜中郎,迁车骑将军长史。昭帝之时,赵充国迁中郎将、水衡都尉。霍光派遣他北击匈奴,这一战,杀得匈奴大败而归,连其西祁王也被生擒归来,昭帝大喜之下,遂将其升为护羌校尉、后将军。
赵充国不仅军功卓著,素有谋略,对于时势也看得很清楚,他看出霍光不可扳倒,遂一直忠心于霍光。在霍光扳倒燕王、上官桀等人之时,就毅然选择了投在霍光麾下。后来,又和霍光一起,定策迎立宣帝,因此之功,赵充国随即被封为营平侯。
赵充国在以后的平羌战争中,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在汉武帝之前,羌族人从来不知道互相团结,而是喜欢互相仇杀,所以始终不能集结像匈奴那样强横的力量,更谈不到建立国家组织。至汉朝在匈奴汗国河西走廊故地上设立敦煌、酒泉、张掖、武威四郡,以维持当地的稳定,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。
但是随着汉朝上述措施的施行,无形中出现下列两个情况:
1.中原势力像一把利刃一样插在匈奴汗国和羌民族之间,把他们隔开,使羌民族无法得到匈奴的援助。
2.汉民族在政治军事保护之下,积极向西移,把羌民族逐故地。除少数部落外,大多数部落先后西迁,迁到青海湖以西或以南地区。
及至武帝后期,聚居在现今青海省境内的羌族,眼见汉军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屡次败北,顿感觉时机已到,遂经常向汉朝腹地侵扰,攻城略地。青海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,它一方面可以扼住西汉通西域的道路,另一方面,还对京师长安构成了居高临下之势,为此汉军对英勇善战的羌人很是头疼。
当时,匈奴借鉴了张骞通西域的经验,认为可以联合羌人,一起袭扰汉朝。只要羌人能够牵制住汉军的主力,匈奴部队就能够长驱直入,深入大汉腹地进行劫掠。一时间,匈奴将羌人引为自己的左膀右臂,时刻准备对汉地发出重拳一击。
面对这种形势,武帝果断决定,要斩断匈奴右臂,意即打破匈奴的计划,打垮羌人的兵力,可惜,汉军数万人马,在面对羌人的勇猛善战之时,也变得捉襟见肘,加上羌人掌握了地理优势,汉军最终大败而归。此战胜利后,羌入逐渐向湟水以北移动,试图找寻农民弃耕的地方去放牧。同时羌人各部落也有联合一致的趋向,汉朝设置在羌人之地的郡